以首尔为例。2025年，如果在首尔市生孩子可以获得：

• 见面礼：第一胎出生即可领取200万韩元（约10900元人民币），第二胎及以上300万韩元（约16350元人民币）。
• 父母津贴：0–1岁婴儿的父母每月可领取100万韩元（约5450元人民币），1至2岁幼儿父母每月50万韩元（约2725元人民币）。
• 儿童津贴：8岁以下儿童每人每月可以领取10万韩元（约545元人民币）。

算下来，每名新生儿8岁前可累计获得2960万–3060万韩元（约16.1万–16.7万元人民币），平均每年大约2万元人民币。

首尔市政府网站《2025年首尔市新生儿及家庭支持政策一览》：包括育儿费用、托育支持、住房、便捷设施和健康等支持项目

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。2025-08-03，仁川市市长刘正福发布了“1亿+idream”政策：每个在仁川出生的孩子，从出生到18岁可累积获得1亿韩元（约54.5万元人民币），平均每年约3万元人民币。

在大选中，各党派也把生育政策作为拉票重点。

韩国现任总统李在明竞选时就承诺，要把儿童津贴的发放年龄从8岁逐步扩大到18岁以下。

李在明还建议，为所有新婚夫妇提供1亿韩元的贷款额度：生一胎免除利息，生二胎免除50%本金，生三胎全部免除贷款。具体落实情况，看李在明今年的表现。

除了直接发钱，韩国政府还为新婚夫妇和有子女的家庭提供住房补贴、税收减免、托育支持等各种福利。

2025-08-03，仁川市市长刘正福发布“1亿+idream”政策

光给钱还不够。

对很多人来说，育儿成本过高只是一方面，更大的难题是生育本身带来的职场压力。尤其是对女性而言，生育往往意味着职业中断。韩国法律规定女性享有90天产假，如果是早产、双胞胎或多胞胎还可以更长。但不平衡的产假制度会变相加剧对女性的母职惩罚，进一步打击女性婚育意愿。

去年，韩国在男性陪产假和育儿假上做出了一些改进：

• 男性陪产假从10天延长到最多20个工作日，包括周末在内最多可休一个月，允许分三次休假，政府将向中小企业员工支付陪产假期间的工资；
• 父母双方都可以休育儿假，最长可休1年半（此前最长为1年），可在孩子8岁前分多次申请；
• 如果父母双方都休育儿假，员工最多可领取6个月的全额工资（之前最多为3个月）。

韩国男性休育儿假的积极性有所提升。

2024年，韩国共有13.25万人休育儿假，其中男性有4.18万，占到31.6%。虽然比例仍不算高，但进步还是很明显的：自1995年韩国允许男性休育儿假以来，男性占比长期偏低，2015年仅有5.6%，到2019年才升到21.2%，而2024年是首次突破30%。

再看休假时长，2024年平均为8.8个月：女性平均9.4个月，男性7.6个月，也比2023年（女性9.6个月，男性7.3个月）有进步。

还有一个重点是时间。工作之外的可自由支配时间。

韩国社会是出了名的“卷”。工作时间过长，在经合组织（OECD）国家中名列前茅，在全亚洲也排在前列。

劳动者疲于奔命，连社交和休闲的精力都没有，更别说恋爱、结婚、生子了。

韩国政府也意识到，超长工时不仅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，也直接打击了婚育意愿。

值得肯定的是，最近十几年来，韩国平均工时下降速度还挺快的。

2024年，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长降至1859小时。虽然仍比OECD平均水平（1717小时）多出了142小时，相当于多工作将近18天，但差距已经缩小了很多。

李在明今年竞选时承诺，推行每周4.5天工作制，将工作时间从每周最多52小时缩短至48小时，目标是到2030年将年平均工作时长缩短至OECD平均水平以下。

上个月，韩国京畿道一些企业率先开始试点了。不过李在明的“工时革命”争议挺大，各界对它褒贬不一。商界担心会增加成本、降低效率；劳动者担心影响薪资福利，加剧劳动力市场不平等。

内卷文化是韩国社会深层结构的问题，很难靠一条政策改变，但“把时间还给普通人”的想法，应该是个正确的方向。

3月29日，李在明在国会大厅就引入4.5天工作制方案的紧急辩论会上发表讲话

韩国面临着全球最严峻的人口挑战。专家曾预测，在出生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，韩国5100万人口到本世纪末可能减半。

韩国政府不再局限于短期政策，而是朝着结构性改革迈进，从单一的现金支持补贴更多元的政策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总和生育率（平均每位女性生育的子女数）终于止跌回升至0.75。

韩国总统室低出生率应对首席秘书官柳惠美认为，未来几年韩国生育率正处在拐点上，很可能进一步上升。

但还不能过于乐观。要维持人口稳定，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.1。李在明政府现在的目标是，到2030年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。

生育率回升是一点来之不易的火花。它能否持续下去，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验证。